日治時期的台灣，除了日本政府殖民政策下扶植的西方醫藥體系，一直都保有民間流轉的草藥、膏藥、藥丸的隱線。而販售漢藥材的漢藥店更是從明代便已開始發展，尤其舊稱「府城」的台南，為發展之先驅。

1930年代後，因國際戰爭情勢、以及藥物的敏感性，日本逐漸被國際監控限縮古柯鹼的產銷，這時在台灣種植生產的古柯鹼產業，自然逐漸式微。於是後續進駐的企業、藥廠，紛紛將重點轉往金雞納，震驚於台灣種植環境的優越，進而發現台灣民間漢藥的潛力。

對當時的台灣人民來說，生病找西醫看診是極其奢侈的事，一般家庭無法負擔昂貴的看診及後續的藥費，故常自行上漢藥店抓藥；偏遠地區的民眾，更是仰賴後來有「行走的菩薩」之稱的外務員[1]挨家挨戶配送藥包。

這些都讓日治後期，乃至國民政府時期，漢藥的發展逐漸茁壯，是當時一般台灣家庭最可靠的救護夥伴，甚至連日本民眾也偏好漢藥。

於是，1930-1945年間，短短的15年，台灣的漢藥產業如雨後春筍，除了前述武田、資生堂、塩野義這些日本知名大藥廠的進駐外，台灣本地的漢藥行[2]，也逐漸成長，甚至日後轉型漢藥廠，直到成為今日的國際大藥廠。

[1] 藥包在日治時期又稱「便藥」。在衛生醫療環境仍不發達的當時，一個食物中毒都可能是致命的危機；藥包裡頭會放置基本的感冒藥、腸胃藥等（以漢藥為基底），由外務員（俗稱「寄藥包仔」配送。

[2] 如「奉勸堂」和「莊松榮」。